中国传统书画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观点。包括两方面的涵义：①指中国文字与绘画在起源上有相通之处；②指书法与绘画在表现形式方面，尤其是在笔墨运用上具有共同的规律性。后者曾经成为文人画兴起的重要理论根据之一。对于文字起源的研究始于周代。商周时代的甲骨文和金文中保存有大量图画文字，这些字包括象形与指事两种功能。这些文字具有一定的绘画因素和广泛表现范围。它首先是对于人自身的表现，包括对人的身体外形、手足、五官，男女长幼、人的活动、人际关系、人与环境的关系等；其次是对于山川、草木、鸟兽、天文气象、居住环境、服饰、器用等方面的表现，进而发展到表现抽象概念，如方位、数字等。文字的形成与发展反映出人对自身和客观事物的观察能力、思维能力和表现能力的发展，同时也反映了人的绘画意识的发展。随着图画文字由图案化的形象符号逐渐演变为由线条构成的文字，人们也提高了对于线自身表现力的认识，并逐渐发展用毛笔的技巧，形成了独立的书法艺术。而运用毛笔的线条来描绘图像，也正是中国传统绘画的重要特点之一。在这一意义上，书法与绘画正是在同一出发点上发展起来的。

   唐代张彦远在《历代名画记》卷一“叙画之源流”中,第一次从理论上阐述了书画同源的问题。他认为:在造字之时，书画同体而未分。书（文字）、画的区分来自目的的不同。文字的作用在于传意，绘画的作用在于见形；字学六体中的鸟书也就是画。周官教国子以六书，其中的象形，即是画的意思，由此可知书与画本是异名而同体的事物；他认为到后世绘画与文字分离，绘画的作用才得以充分发挥，绘画的形象作用超过了用文字书写的记传与赋颂。张彦远的论述反映了早期对于书画同 源的认识。

   宋元以后，文人画家由于对于笔墨的重视，又从新的角度强调了书画同源的观点，其用意在于强调绘画用笔本身独立的形式趣味和审美意义。元代书画家赵孟□在题《枯木竹石图》中说：“石如飞白木如籀，写竹还应八分通，若还有人能会此，须知书画本来同。”明代王世贞在《艺苑卮言》一书中从两个方面分析了书画同源：一方面在用笔的技巧上，例如画竹，干如篆，枝如草，叶如真，节如隶，郭熙、唐棣画的树、文同画的竹、温日观画的葡萄，都是由草书中得来的；另一方面从书体所体现的审美理想上，如龙跳虎卧、戏海游天、美女仙人、霞收月上等境界，更是书画相通的。现代画家黄宾虹也曾说：“书画同源，贵在笔法，士夫隶体，有殊庸工（《古画微》）。”这些论述主要强调了绘画用笔与书法用笔的相通之处，并以此说明文人画家和书法家需具备广博的修养和丰富的艺术想像。书画同源的观点在当代中国书画创作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，成为中国民族美术形式的重要审美标准之一。

书画同源的一例

我国古代有许多书画家，都承认“书画同源”之说。最早发现这个道理的是谁？有人说是元代大画家兼书法家赵孟頫，证据是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陈列着赵孟頫的一幅画卷，上面有他本人的题跋，其中有这个说法。其实在元代以前，早有这种议论，不过到元明以后才盛行此说。

这个道理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完全正确的。因为中国的书画不同于西洋各国。西洋的水彩画和油画等，显然与西洋各民族的文字没有很多共同之点；而中国传统的绘画和书法，却有很多相同之处，甚至于写中国字和画中国画，在用笔的方法上，简直如出一辙。

如果要列举书画同源的例子，我们可以写成许多文章，还未必能够包括无遗。我生平看到的最值得注意的例子，只有两个。一个是宋代的苏东坡，另一个是明代的黄梨洲。东坡的例子将来有机会要详细谈论，现在只把黄梨洲的例子拿来谈谈。

人们都知道，黄梨洲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大思想家，有许多人还读过他的《明夷待访录》等著作。但是，大概谁也不会想到黄梨洲还会画画。实际上，这证明有许多人对于这位大学者的才能，还是估计不足的。他怎么不会画画呢？他有广博的学问，著作很多，当然能写一手好字，懂得用笔、用墨的许多方法。当他见到客观的某些事物，特别引起他的注意，兴之所至，用笔墨把它们的形象勾划下来，这不就是一幅画吗？这比他写诗、写文章有时更不困难，他又为什么不可以偶尔做这种笔墨的游戏呢？

我很幸运地有机会看到黄梨洲的一幅画。那是他在清代康熙年间为老友祝寿而作的。画面上有大块的太湖石，周围有翠竹数丛，构成了这幅画的前景。在竹石的背后，耸立着苍松古柏，两株巨干，交错而上，构成了全画的主体。画的右上角空白处有“岁寒坚贞”四大字，另一行小字写道：“甲子寅春，吴中佩老兄丈年八袠矣，为作此图，以晋大齐之颂，兼致数月来惜别之怀。”下款书：“弟黄宗羲”。字迹一看就是黄宗羲亲笔所写。款字下边打着一颗他常用的方形朱文大印，与一般书画家印章的形式迥然不同。这就证明，他是一个著作家，平素不画画，偶然画成一幅，仍不脱著作家的面目。这从他的用笔方法上充分地表现了出来。

在这幅画面上，黄梨洲完全以写字的笔法作画。他勾勒树干、树皮、石头的轮廓等几乎都用草书飞白的笔法，画竹枝、松针和小草等则兼用篆书和行楷的笔法，有一些皴法和渲染之处稍稍变换着使用干笔和湿笔，而就整幅画面来说，用墨大部分是半干半湿的，表现出特别和谐的色调，首尾贯通一气。所谓书画同源的道理，从这幅画面上看得非常清楚。

但是，我们还不应该仅仅从作者使用笔墨的方法上去理解书画同源的道理。如果光是这样看问题，认识还只能停留在表面上。我们应该进一步从作者的思想倾向和学术修养方面，去认识作者在从事创作的时候和表现在作品中的思想内容。

那末，要进一步认识黄梨洲的这一幅画，我们就不能不了解黄梨洲的生平。黄梨洲是余姚人，名宗羲，字太冲，生于明代万历三十八年，即公元一六一○年。他的父亲是明代有名的学者黄尊素。尊素字真长，万历进士，天启年间当了御史，得罪了宦官魏忠贤那一伙人，被逮捕拷打致死。与黄尊素同时死难的还有杨涟、左光斗等十几个人。杀害他们的刽子手是魏忠贤的走狗许显纯。黄梨洲为了替他的父亲和同时死难的人们报仇，上书控诉魏忠贤阉党的罪状，并且自己在身上暗藏了一把长锥，要去刺杀许显纯。当时正好明代崇帧皇帝登极，将魏忠贤和许显纯等处死，对黄梨洲颇加赞扬，称之为“忠义孤儿”，并且让他回家奉养老母，努力治学，继续与阉党作斗争。不久清兵入关，明鲁王以黄梨洲为左全都御史。他跟随鲁王失败以后，又回到故乡余姚，致力于著作。康熙年间有人荐他参修明史、举博学鸿词，他都拒绝了。到康熙三十四年，即公元一六九五年，他以八十六岁的高龄，与世长辞。

这幅画作于甲子，推算起来，恰恰是康熙二十三年，即公元一六八四年。当时黄梨洲七十四岁，正是他努力著作的年代。以他的生平遭遇和思想怀抱，画出“岁寒坚贞”的画面，乃是理所当然。这样的作品在风格上，和它的作者在性格上，简直完全融化在一起了。所谓书画同源应该以此为典型，因为这无论从艺术形式或者思想内容方面，都是真正同一的东西。